
“不要再被电视剧骗了,真正的毛主席是这样的,骨瘦如柴,瘦的脱相,穿的破破烂烂,经常吃不饱,现实太让人心疼了。”
长征那两年,从1934年到1936年,雪山、草地、飞机轰炸一路压上来,人饿得发空,衣服被雨雪反复折腾,补丁摞着补丁,身形瘦到只剩一副骨头架子,这才是当时那个“总负责”的日常。
1935年10月19日,队伍挤进陕北吴起镇,中央红军主力总算从死人堆里挪出来一截。
毛主席那会儿刚从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漩涡里挣开,又跟着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两万多里,脸颊凹着,胡茬夹着风霜。
到吴起镇才半个月,他就把骨干拉在一块,说起这段路。
1935年11月5日那次讲话,话不多,却把长征扭成了另一种味道:人是少了,可留下的是“中国革命的精华”,是经得起折腾的那一撮,要“以一当十、当百、当千”。听的人很多都吊着输液瓶似的刚缓过劲,他却认定这支瘦下来的队伍,比三十万人的时候还硬朗。
同年12月27日,瓦窑堡那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,他再往前推一步,干脆把长征叫成“宣言书”“宣传队”“播种机”。十二个月里,天上成天“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”,地面上“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”,红军就靠两条腿,闯过十一省、二万余里。
1936年,美国记者斯诺跑到陕北,盯着窑洞里这个清瘦的领导人,追着问长征怎么挺过来的。毛主席给出的理由,一条是共产党的路线没走偏,一条是苏维埃干部“英勇、坚决”,还有近乎“超人”的忍耐力和热忱。
后来在延安,窑洞土炕上一坐,灯一点,他提起长征,口风从来不是诉苦。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一开火,全国神经一下绷紧。那几年,社会上有人唱“亡国”也有人吹“速胜”,不少人对共产党只停在风闻上。1939年5月,西北青年救国会搞模范青年授奖,他讲起红军过草地“五十天没饭吃,吃树皮”,紧接着丢下一句重话:共产党“吃树皮”,土豪劣绅、贪官污吏“刮地皮”。谁替谁扛苦,这么一比,青年心里就明白了。
同年12月,一二·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,他把红军长征和北平学生上街放在一块,说这两股劲都是为了民族、为了老百姓。那天说话的人,穿着褪色棉袄,坐在台上时会咳两声,可提到青年,眼睛一下子就亮起来。对他来说,长征不是挂在嘴边的标签,是拿来点人的火种。
时间往前推,他对长征的琢磨,慢慢从身体的苦转到脑子上的筋。土地革命战争后期,党内一阵一阵迷信“本本”、迷信指示、迷信苏联经验,许多决策离中国实际越来越远,换来的就是根据地失守、部队掉队,长征本身就是这些错路压出来的代价。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,他在《论新阶段》里,把遵义会议当成一道坎,承认那次会议纠正了第五次反“围剿”里的严重错误,把党和红军从悬崖边拉回来,让长征有了出路。
1939年,他在《〈共产党人〉发刊词》中说,只有遵义会议以后,党才真正走上“布尔什维克化”的路。到延安整风时,他一面讲“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实际结合”,一面又提醒中央:遵义会议在政治、军事、组织上换了一条路,可思想里那股主观主义的残渣还在,不清一清,迟早又要摔跤。1943年,他提到王明一九三七年回国对中央路线的冲击,说得很直,等于把这一段教训钉在墙上,让后来的人天天看。
解放战争快到头的1949年,他又把“长征”三个字拎出来。这一次,说的已经不是翻山过河,而是“建设新世界”这条长路。七届二中全会上,他讲“夺取全国胜利,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”,还用了“长剧的短小序幕”来比喻,意思很明白:打下江山固然难,坐住江山、管好国家更费劲。紧接着,就是那两个被反复记起的“务必”:务必保持谦虚谨慎,务必坚持艰苦奋斗。骨子里的要求,没有变。
新中国成立后,日子一点点好起来,有人难免心里发松,他就再往长征那边拽一下。
1954年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,他谈建设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革命军队,用长征算账:二万五千里大概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,差不多等于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,从中国钻到美国那一面。听着有点玩笑,其实是在告诉大家,这种“看着不可能”的事,已经干过一次。
1956年11月15日,八届二中全会上,面对越建越大的工厂、学校,他提出勤俭建国,赞同厂长、校长在困难时期住棚子。说起长征过草地那阵子,朱德带着部队整整四十天睡在地上,没有房子,没有像样的粮食,只能啃树皮、嚼树叶。
语气不重,分量很重:过去能和群众“有福同享,有祸同当”,现在为什么就不能。
1957年,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抛出那句“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”,解释“千方百计”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再加一方,九十九计再添一计。
听着像在回忆旧账,其实还是借长征精神给现实打针。
再看后来那些年里对勤俭、对实事求是、对独立自主的叮嘱,就很难把毛主席想象成电视剧里那种一味光鲜的领袖。真正站在历史里的那个形象,是一个穿着打补丁棉衣、饿得脸色发青正规炒股配资网,却还在火堆旁边铺开地图、替这个国家算路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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